执笔/爿士刀 胡一刀

4月21日，日本右翼势力再次突破危险红线。

高市早苗政府通过内阁决议，完成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。原则上，日本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。

修改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后，毫无疑问，日本军工企业将是最大受益者。甚至有日本媒体已经开始盘点，日本的军工企业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发挥哪些优势，畅想未来发“战争财”的前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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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界普遍认为，高市早苗政府此举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颠覆性转折。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背离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是对“和平宪法”第九条核心精神的实质性掏空，其“再军事化”野心暴露无遗。

在“在军事化”中，日本生产武器的军工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

实际上，日本军工企业中，有很多中国人非常熟悉的，在过去它们都有一层伪装。

比如，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。很多人只知道它们制造汽车、摩托车等等，却不知道它们还生产现代化武器。

在现有的日本军工企业中，三菱重工的规模最大，涉足领域最多，涵盖军舰、潜艇、战斗机、侦察机、发动机、火箭、导弹、坦克和装甲车辆等几乎所有军事装备。

其代表性产品，有刚刚签订合同出口澳大利亚的“最上”级隐身护卫舰。此外，还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舰艇“爱宕”级导弹驱逐舰。

“爱宕”级满载排水量接近10000吨，是日本在“金刚”级驱逐舰的基础上开发的。是日本版“宙斯盾”舰，与美国海军“阿利·伯克”级驱逐舰FlightⅡA构型相近，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隶下的重型防空导弹驱逐舰。

三菱重工还生产日本水下战斗主力——“苍龙”级AIP潜艇，日本陆自的主力坦克10式，还有近期部署在西南诸岛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。该公司还负责对日本航空自卫队从美国引进的F-35A隐形战斗机进行最终总装和试飞检测。

可以说，三菱重工一家生产的武器，就占了日本自卫队装备的半壁江山。

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（SIPRI）2025年12月发布的《全球军工百强企业排行榜》显示，三菱重工2024年军火收入高达50亿美元，位列全球第32位，其收入同比增长37%。

作为全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军工承包商，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禁令，对于三菱重工而言无疑是“放虎归山”。

至于川崎重工，这个看上去以生产高性能摩托车、铁路列车和工程机械闻名世界的企业，实际上也是日本军工企业中的重量级选手，其制造业务涉及飞机、潜艇、导弹。其最具代表性的军工产品是C-2运输机、授权生产的P-3反潜机、“大鲸”级潜艇等。

除了这两个主力承包商以外，日本IHI宇航株式会社、日本海洋联合株式会社等企业，也都是解禁进攻性武器出口政策的受益者。它们都是日本军工产业的关键拼图，也是日本政府未来防务政策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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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有武器制造商与政治力量、政策游说团体形成“军工复合体”，日本也不缺这种复杂的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
所以，对于日本几个重要制造类企业而言，在国内经济不景气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，高市内阁的决策可谓是“及时雨”，将一个巨大的“蛋糕”推到上述日本企业面前。

长期以来，日本的国防工业一直是处于“微活”的状态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就是“肉少狼多”。由于战后的各类限制性条款和措施，日本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只能卖给自卫队，导致日本的军工产业需求严重不足，武器研发陷入“高投入、高价格、低收入”的循环。

面对这一困境，这些企业一直希望能够把自研的武器和装备卖出去，以打破这个“死循环”。因此，这些财阀迫切希望日本政府能“松绑”防卫出口限制，而这一需求又恰好同日本右翼推动的所谓“军事大国化”“国家正常化”的路线重叠。

所以，为日本右翼背书的高市政府同这些企业穿一条裤子，并不奇怪。

但需要警惕的是，这种情况，同此前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扩张的绑定极为相似。

19世纪中后期，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扶持本土工业企业发展，三菱重工就属于最早发展起来的那批财阀。

1884年，岩崎弥太郎在长崎开始造船厂，公司名为三菱造船株式会社。十年后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，以三菱为首的财团为日本军方提供了8000万日元的军费，是日军总军费的1/3。

进入20世纪，三菱进一步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绑定。1934年，三菱新增重型机械、飞机、铁路车辆领域，更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。

而在在日本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三菱重工为日本侵略军制造舰船、飞机、发动机和重型机械，其中最出名的有零式战机、九六式攻击机，以及“大和”级战列舰“武藏”号。

与三菱重工一样，川崎重工同样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出工出力。参与偷袭珍珠港、在中途岛海战中被击沉的日本“加贺”号航空母舰，在莱特湾海战中被击沉的“瑞鹤”号航空母舰，都产自川崎。

这些军事装备都在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期间，对中国、东南亚、太平洋地区的民众和盟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。

当日本“新军国主义”当前已经成为现实威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，正在上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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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“新型军工复合体”正在加速成型。

随着日本防卫费连续上涨、军工企业获得大量订单，资本市场上的“军工泡沫”也将随之出现。这些企业同时积极向右翼政客提供政治献金，形成了政府发债增税，巨额军费输送企业，企业倒逼国家进一步军事化的恶性循环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着眼于西方国家普遍上调了军费预算开支。例如，北约国家如今已经将军费水平升高到GDP的2%，未来有可能向5%迈进。英国、德国、波兰等国家都大幅增加先进武器采购费用。

这在“新型军工复合体”眼里，就是一座座等待被占有“金矿”。

日本与澳大利亚近日正式签署合同，由澳方向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“最上”级护卫舰（SEA3000型），总价值高达150亿至200亿澳元。这只是日本军工企业的“开胃菜”。

日本借此完成了战后首次大规模出口主战装备，也是日本军舰首次“出海”，也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护卫舰采购交易之一。

在资本利益驱动下的扩军备战，使得日本这台战争机器一旦启动，便难以轻易刹车。

过去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那段历史，也已说明了这一点。

早在今年2月，中国政府就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，同时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。

现在看来，这一决策非常及时、果断且必要的。

今年，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。

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历史，为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和《日本投降书》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，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，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。

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须对日本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，必须予以坚决反击，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。